民国“政治禁书”伪装术 | 特殊环境下的特殊的书
在民国出版史中，“伪装本”是不容忽略的重要一节。
伪装书是指将出版物的封面或其他外表形式进行伪装，以掩盖其真实内容的书籍，伪装书在革命年代常被作为一种斗争智慧所使用。正如最早对革命文献伪装书进行研究的唐弢先生在《书刊的伪装》一文中谈到“当国民党反动派残酷压迫，对革命书刊实行封锁、扣留、禁毁的时候，党和进步文化界为了满足人民的需要，采取了一种权宜而又机智的对策：把书刊伪装起来。”此类书刊，最早可追溯至晚清；但成规模出现，则始于国共斗争；当时，伪装本“曾经比较普遍地为党的刊物所采用”。
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国民党当局采取各种手段对革命书刊进行追查与禁止，致使沦陷区与国统区的人民很难听到中国共产党的声音，更难了解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主张、方针与政策。为了打开这种局面，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个出版机构，采取伪装封面、变换书刊名称、伪托出版社名称等多种方式将进步书刊进行伪装发行，传播革命思想。
【4月2日 今晚落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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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 新华社编印 伪装本一册
收《新年献辞》《美帝的新阴谋》等；封面为老舍《不夜集》；
姜德明先生《新文学版本》
伪装本部分曾给予介绍
这类进步书刊的伪装书在伪装名称上，多采用当时流行书籍的名称，或用谐音编造出一个极为普通的书名，有时甚至会套用国民党军政要员著述的书名或是使用一个十分庸俗的名称。在伪装形态上，有的仅伪装封面，有的还会将书中的部分内容也进行伪装。在伪装内容上，主要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著作、党的重要文件、时事评论等。由此可见，伪装书作为在革命年代的特殊出版物，就是为了迷惑敌人，成为传播革命思想的一种有效手段。正如唐弢先生对伪装书所做的非常形象的比喻，它就像是前线战士们用来伪装、迷惑敌人的草叶和树枝，使革命刊物覆盖上一层保护色。
伪装规模最大者，当属毛泽东著作。其形式可谓千奇百怪。有伪装成古籍者。如《论持久战》，曾伪装成《文史通义内篇之一》；《论新阶段》，曾伪装成《文史通义内篇之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内出现了两种情绪：一种是表现较为悲观的“亡国论”情绪;另一种是表现较为急躁的“速胜论”情绪。而此时，在中国共产党党内，也有人主张“速胜论”，这对于中国人民夺取抗战的最终胜利是十分危险的。在这种危急情况下，毛泽东于1938年5月上旬完成了《论持久战》的初稿。同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发表演讲，详细阐述了《论持久战》的基本内容。《论持久战》一文于1938年7月1日，在《解放》周刊第43、44期合刊发表，题目为《论持久战——论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与最后胜利为什么是中国的及怎样进行持久战与怎样取得胜利》。
中共中央决定先行在党内印发《论持久战》，但油印的数量毕竟有限，仍有许多干部无法看到，特别是无法满足前线干部的学习需要。为此，中共中央决定将《论持久战》印制成书，在边区与国统区公开发行，以便在更大范围起到宣传作用。中共中央非常重视这项工作，很快将《论持久战》印制成单行本。这本书的出版，在根据地、国统区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为中国人民赢得这场抗日持久战的最终胜利指明了正确的战略战术。
【4月2日 今晚落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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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前 文林书局印行伪装本 一册
封面为《新官场现形记》
为了向敌占区秘密发行《论持久战》，在同期还印制了该书的伪装本，这大大加快了《论持久战》的传播速度。国家博物馆馆藏的《论持久战》伪装书，封面假托题名《文史通义》，白色封面、封底，1册40页，32开，竖排。此版本均为铅印线装，在封面左侧的书签上，印有“文史通义”与“上海广益书局印行”;在书名页，中部印有“文史通义”，“甲申年重梓”“古愚署耑”分别印于右上、左下角;在书名页背面附“山阴旧史氏”题记。正文篇名《论持久战》，旁印“论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与最后胜利为什么是中国的、及怎样进行持久战与怎样争取最后胜利。一九三八年七月”。在书口处，有“文史通义内篇之一”字样。
国家博物馆馆藏的《论持久战》的另一版本伪装题名《战国策注解》，蓝色封面，1册64页，32开，横排。在封面右侧，印有《战国策注解/癸未荷月中浣》，黑色竖排;在左下侧，印有“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白色字样;在下方，印“北平文化服务社出版”。
1943年3月15日，中共中央北方局针对山东的工作作出指示：“对敌占区的宣传工作方面，要特别注意质量，印发《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两书，到敌占区、游击区广泛散发，并用一切办法保证送到觉悟知识分子及敌军、敌组织的上层分子手里。”中共晋察冀中央分局党委也做出决定，将《新民主主义论》等毛泽东著作的单行本采取改换封面书名的办法伪装，由晋察冀日报社印刷厂印刷，通过地下渠道在敌占区秘密发行。据时任晋察冀日报社印刷厂厂长的周明同志回忆，“1943年、1944年、1945年我们先后印刷装订过伪装封面的，有毛泽东著作《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和朱德著的《论解放区战场》等书。其中以《论持久战》和《新民主主义论》印的最多。”
在革命战争年代，伪装书作为特殊的思想宣传武器，在传播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路线、纲领和政策，教育干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等方面，均发挥了巨大的号召作用。其中，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重要著作为主体的伪装书籍，在沦陷区与国统区的发行与传播，更具有重要意义，既坚定了军民抗战胜利的信心与决心，又保卫了与反动势力在意识形态战场上激烈对战的最终胜果。
有伪装成宗教著作者。如《一九四五年的任务》曾伪装成《新金刚经》，《论新民主主义》和《论持久战》曾合编，伪装成《大乘起信论》，并在封面右上方印有“阅毕送人，功德无量”字样。
【4月2日 今晚落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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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前 伪装本 一册
国民党六全大会真像，
封面为《新官场现形记》
有伪装成时政书刊者。如《论联合政府》曾伪装成《美军登陆与中国前途》、《中日事变解决的根本途径》——后者是中国公论社1943年编著的一本政论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曾伪装成《时事评论》——后者是一份1948年创刊的合法时政杂志。1928年之“中共六大决议案”，曾伪装成《新出绘图国色天香》——《绘图国色天香》是晚清民国时期一种颇畅销的消遣杂志。还曾伪装成孙中山所著《国民政府建国大纲》，内文版权页上并印有“欢迎翻版”字样。
再如，瞿秋白主编之中共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曾伪装成《中央半月刊》公开发行——《中央半月刊》是国民党的一种机关刊物。该刊还曾伪装成《新时代国语教授书》、《中国古史考》等名义公开发行。其中以伪装成教科书最有效，据唐弢讲：
“这一回实在更有意思。反动派知道了刊物有伪装的做法，但教科书发行量大，又不能全部禁扣，‘检查老爷’沙里淘金，手忙脚乱，弄得满头油汗，还是无法可想。”
亦有很多书籍，伪装成了“准黄色书刊”。如《新民主主义论》曾伪装成“热情小说”《满园春色》，在保留小说原文的情况下，将《新民主主义论》全文掺入，前后颠倒装订。此非个案，如《红旗》曾伪装成《一顾倾城》、《快乐之神》、《红妮姑娘艳史》；另据唐弢披露，《布尔什维克》月刊1929年也曾一度“临时改了个名称，叫做《少女怀春》”。
尤使当局闹心者，是许多书刊伪装成了国府要员大作。如瞿秋白之《三民主义批判》，伪装成孙中山之《三民主义》，并有胡汉民题字，扉页还印有孙中山的遗像和遗嘱；《中国苏维埃》伪装成孙中山之《民权初步》；“揭发特务戴笠罪行的小册子”，伪装成《戴笠将军及其事业》，“书名和内容完全相反”。
最“胆大包天”者，莫过于《解放日报社论汇编》曾伪装成《蒋委员长日记》，封面并印有蒋介石木刻画像，书中所收，却有《解放日报社论——驳蒋介石》。该伪装本藏于国家图书馆，封面右下角墨写有”GF书籍” （原文非字母）四字，封面与扉页间夹有小白纸条, 上有印文：“国民政府主席广州行辕/ 绥靖战利品/ 中华民国卅五年四月于大鹏湾” 。据此推测，蒋介石很可能知悉该伪装书之存在。
大致而言，针对群众之宣传性书刊，其伪装大多仅止于封面、扉页；针对党员之内部文件，其伪装往往较高级，隐蔽性更好。譬如：
“1928年党的印刷机构协盛印刷所排印中央重要决议，曾经用基督教的《圣经》伪装：封面、内封及开头几页的正文，全照《圣经》文字排，到后面，每行每排两个字，夹排一个决议文字，粗看和《圣经》一样。另有一种是：每排两行《圣经》文字，夹排一行或两行决议文字。再有一种：从选定的图书的某一页最后一行起，逆向排印党的文件。不细心查阅，难于发现。”
上述种种伪装书刊，国民政府大陆统治时期始终流播不止，尤以三十年代最盛。至于其影响范围所及，迄今尚无完整数据可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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